一、政者正也
孔子治国的根本理念，是一个“正”字。
季康子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政者正也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。”
子路曰：“卫君待子为政，子将奚先?”子曰：“必也正名乎!”
齐景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君臣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”公曰：“善哉!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虽有粟，吾得而食诸?”
当时社会动乱，礼崩乐坏，君臣父子的关系遭破坏，天子大权旁落，不再能号令天下；诸侯国扩张势力，相互争夺；大夫僭越专权，陪臣执国命；子弒父，弟弒兄的事层出不穷。正名，就是针对这种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的情况提出的；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，恢复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秩序，使社会秩序归于正常。这也是孔子的基本目标。
二、为政以德
正名，恢复社会秩序正常，关键在正人。为达到“正”的目标，孔子主张为政以德。
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
子曰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
治国理政是依仗强力还是德教？是当是当时对立的治国主张。孔子用“免而无耻”与“有耻且格”八个字概括说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的不同特点和功能：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强制，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，使人不敢做坏事，却不能使人为善；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，它的作用是使人知耻，不愿做坏事，预防犯罪。通过这样比较，他论证了“为政以德”的正确和必要，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，把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在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。恃德不恃力，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传统。
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，是孔子“为政以德”思想的概括说明。道之以德是提高其道德自觉，齐之以礼是规范其言行举止。德是礼的内在的精神基础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和落实。德是灵魂，礼是形式。德和礼是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，二者的结合、统一，构成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。
正人中又有两方面：正人和正己。“正人先正己”。不只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，首先是要求在位者自身要正。 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 子曰：“苟正其身矣，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?” 对百姓的教育是重要的，但身教重于言教；在位者不能以身作则，对百姓的教育就不会有效。 季康子患盗，问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”
三、庶、富、教
子适卫，冉有仆。子曰：“庶矣哉。”冉有曰：’既庶矣，又何加焉?“曰：“富之。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?”曰：“教之。” 这是孔子的政治纲领，第一要使人口增长，第二使人们富裕，第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。在当时，地广人稀，生产力低下，物产匮乏的情况下，要富国强兵，抵御外来的侵犯，首先要增长人口，有足够的数量。这是一切有见识的政治家共同关心的问题。墨子说： “天下贫，则从事乎富之；人民寡，则从事乎众之；众而乱，则从事乎治之。” 他提出的富、众、治三点，前两点与孔子所说富、庶相同，不同的是后面这一点，一个主张教，一个主张治。 在富和教的关系上，富在教之前，先富后教。《论语》里孔子对这一点没有进一步作具体的发挥。
但是《论语》中有很多地方谈到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心。
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
哀公问于有若曰：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之何?”有若对曰：“盍彻乎?”曰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?”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?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?” 鲁国遇到灾荒，国家的财政出现问题。哀公问有若怎么办？有若建议把田赋制度改一下，从征收二分之一的赋税改为收十分之一。哀公说，现在我都不够用，怎么你还要我减少到十分之一呢？有若解答说，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如果老百姓富足了，你国君就不用发愁；如果百姓都不够用，你从哪里去征收呢？有子是着眼于让百姓能够富裕。民富国强，民富是国强的基础；只有百姓富足了，国家才能富强。
四、民无信不立
子贡问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?”曰：“去兵。”子贡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二者何先?”曰：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” 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”，足食，粮食很充足，或者经济很发达；足兵，有充足的军备；还有就是老百姓对国家或者对政府的信任。有这两条，百姓就信任政府了。如果迫不得已，三者必须去掉其一，先去哪条呢？孔子说去兵。如果迫不得已在剩下的足食和民信这两条中还要去一条，去哪个呢？孔子说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”，去掉粮食。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，但是一定要保持民信；如果人民对国家没有信任，国家是不能立足的。
“民无信不立”，“得民心者得天下”，一个政权的巩固，最重要的不是靠足兵，国防和军事；也不是靠足食，经济的发展；而是靠民心，得到百姓的拥护和信任。这个道理，已经为古今中外全部历史所证明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；是一切当权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心，不可须臾忽视和忘却的。
孔子“政者正也”，“为政以德”,“”庶、富、教“，”民无信不立“的思想，反映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：为政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稳定，百姓的安定富足；治国的实质不是管制，更不是镇压，而是”正“；治国的手段主要不是强制，而是教化，恃德不恃力；社会的安定、国家的稳固，基础在人，在民心，不在物。这是一种以人为主体，立足于人的完善的思想。它从人出发，为了人的完善；又依靠人的完善，把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建立在人们”有耻且格“的基础之上。这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思想。
同时，这也是整个儒学的核心思想；全部儒学，它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在于人的提高和完善。（参考钱逊：孔子治国理政思想的基本理念）
孔子治过国。《史记孔子世家》：
定公十四年，孔子年五十六，由大司寇行摄相事，有喜色。门人曰：“闻君子祸至不惧，福至不喜。”孔子曰：“有是言也。不曰 乐其以贵下人乎？”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。与闻国政三月，粥羔豚者弗饰贾，男女行者别于涂，涂不拾遗。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，皆予以之以归。
孔子执政，立即诛杀乱政者少正卯，三个月即见成效。
孔子执政，喜形于色，这也是他倒霉的原因，虽然有政绩，但得罪了人，特别是国君，中了齐国的美人计，不理朝政，孔子失去了国君的支持，干不下去了，辞官而别。孔子离开鲁国，周游列国，继续推销他的治国方针，可惜无一国君录用他来治理国家。
孔子不是没治国能力，而是他的治国方针，已不适应当时的形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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